赵明昊：俄乌冲突与中美关系

赵明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2023-01-14

赵明昊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在俄乌冲突仍在延续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寻求深化战略沟通，即便在诸多问题上依然存在重大分歧。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不愿看到这场危机，冲突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国家关系不能走到兵戎相向这一步。在战争与和平这个问题上，中国选择的是和平，反对的是战争。

然而，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中国要选择哪一边？这显然是个假问题。中俄是邻国，也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双方所建立的“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其内在逻辑。中国与乌克兰长期友好，两国早在2011年即确立“战略伙伴关系”。近日，中国驻乌克兰大使范先荣在利沃夫会见乌克兰高级官员时表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中国都将永远是乌克兰的重要伙伴”。

这并非美欧人士口中的所谓“骑墙之举”，而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以及国家利益的反复衡量使然。俄乌冲突对中国而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战略意外”，它既非中国而起，也实难为中国所控。诚如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所言，中国对俄罗斯军事行动并不知情，俄乌发生冲突于中方没有半点好处，中方不可能在知情情况下不予劝阻。

毋庸置疑，俄乌之间仇视日深、积怨已久，加之俄与美国、北约围绕国家安全利益的较量持续升级，这场冲突确有其复杂的历史经纬。北约是美苏冷战产物，其军事同盟性质难以否认。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资深外交官乔治·凯南、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等人都曾明言批评北约不顾俄罗斯反对持续东扩是个战略错误，他们甚至预言了今日这场恶战。

2008年乌克兰提出加入北约。2014年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曾力主该国选择不结盟，此人后在美国深度参与的“颜色革命”中下台流亡。这场乌克兰变局的幕后推手、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如今在拜登政府已升任副国务卿，其对普京政权的敌视态度众人皆知。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自然有选择加入北约的权利。

但俄罗斯认为，美国和北约将在乌克兰部署导弹等致命武器，并有意支持乌获取核武器。在普京看来，“北约压境”之忧已然转为“兵临城下”之危，俄罗斯已穷尽外交手段但却没有得到乌克兰、美国和北约的积极回应，动武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是一场“地缘政治的复仇”。无疑，俄罗斯低估了使用武力手段解决问题的难度，战争从来都是开打容易而退出难。俄罗斯的国际处境或更为艰困。

不幸的是，这场俄乌冲突很可能还会进一步升级，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警告的，正向核战争的红线逼近。俄罗斯颇有背水一战之感，它已明确发出核武力恫吓，并借使用高超音速导弹之举释放不惧升级的信号。美国和北约早已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它们通过为乌克兰提供高质量情报和先进装备，实施精准而关键的军事干预。近日，在美国带领之下，北约国家与芬兰、瑞典等国在挪威举行规模超3万人的联合军演。

更有甚者，部分美欧人士希望利用俄罗斯日益艰难的处境，对普京政权发起猛击，通过实施前所未有的经贸、金融和技术制裁，迫使俄罗斯发生内乱，令普京彻底下台。拜登已经公然将普京称为“战犯”，美国试图将这场冲突塑造为“普京的战争”。美国这种反戈一击甚而在俄罗斯推动“政权更迭”的企图，是十分危险的。如果俄方选择进一步升级冲突，不排除战火延烧至一些北约成员国的可能。

以上种种，皆不是中国所愿，也不是中国所能掌控，更对中国无益。对于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三方在这场冲突中各自想要的“终局”，中国人还看不清，盲动妄动反而会遭致被动。实际上，中国发挥所谓调停作用的杠杆、能力和资源都是极为有限的。讽刺的是，一方面美国和欧洲的政要不断逼迫中国“选边站队”，要求中国与俄罗斯“切割”；一方面他们又要中国在这场冲突中居间调解。正因如此，习近平主席向拜登总统讲了两句中国人的老话，即“一个巴掌拍不响”“解铃还须系铃人”。

中国的确需要做“切割”，就是要理性、冷静地把这场俄乌冲突与中美关系、中俄关系做切割。拜登政府一直在强调，中国如果帮助俄罗斯会面临“后果”。这句话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非常刺耳，无异于一种赤裸裸的胁迫，也无益于中美之间的沟通与协调。美方更不要把俄乌冲突与台湾问题混为一谈，这只会让中美互动的外交空间变得更加逼仄。习近平在此次会晤中对拜登再度强调，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

这场俄乌冲突将使中国重新审视中俄关系，但决不会按照美国所希望的那种方式。无疑，近年中俄不断走近，与两国面对的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不无关联。很多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担忧，如果俄罗斯倒下了，中国的处境将会变得更加危险，美国对中国的压制将会更加肆意。如何认识中俄之间的“安全距离”，如何评估俄乌冲突给中国带来的“战略负担”，如何审慎处理中俄美欧四方关系，都是中国需要深思的课题。

历史上，中美关系不乏因“战略意外”而显现“柳暗花明”的案例，比如2001年“9·11”事件后的中美良性互动。俄乌冲突的影响恐不亚于“9·11”事件，它是一场冲击旧秩序的新战争。各类新型武器之运用，信息战、认知战、经济战之如火如荼，核战争之阴影，平民百姓伤亡之惨痛，让人们看到了战争的凶险和代价，各国反对战争的声音愈发强烈。但同时也要看到，这场冲突正使德国、日本等国大幅调整防务政策，寻求增强先发制人的进攻性能力，韩国等国“拥核自保”的声音也在升高，全球能源、粮食危机和金融动荡迫在眉睫。

正因此，习近平主席有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的警告，意涵深刻、不容轻视。当此之际，中国和美国在促和止战方面须承担起特殊而重要的责任，从兼顾道义与利益、短期和长远的角度妥谋对策。外交永远不是做单项选择题那么简单，道德审判往往会阻碍寻求切实可行的外交方案。美国需走出“民主和平”迷思，破除“绝对安全”执念，克制“阵营对抗”冲动，不应再用逼人选边、造谣生事、胁迫恐吓的“小手段”去应对关乎人类命运的“大危局”。